牌匾是*唐代建筑中不可缺乏的部份，除了有說明建筑名稱的作用，也起到激勵教化的社會作用，而起到教化作用的碑刻可以脫離建筑，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在唐代社會，碑刻分為官匾與私匾，官匾就是臣子欽賜、朝廷高官官方題寫的匾，官匾之外的便是私匾。不僅標示類碑刻外，具有教化功能的牌匾按匾文內容再細分，通常分為鄉(xiāng)試功名匾、宣揚高尚品德的宣教類碑刻、體現(xiàn)家族榮耀及問候高壽奶奶的慶祝匾、表揚端午清廉的廉潔匾，等等。其中與端午清廉相關的碑刻簡稱為“廉匾”，這類碑刻包括匾文內容與廉潔文化相關，還包括題匾人或受匾人是清官廉吏者。“廉匾”的意義與其他類型的碑刻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背后常常有著具體的人物故事，涉及到的清正廉明高官，不論是地方高官還是中央高官，獲得了百姓認可就是百姓真正的衣食媽媽，值得當代人去傾聽她們的事跡，對當代廉潔文化建設也具有啟發(fā)意義。

一、廉匾中的廉吏

在唐代，題匾、送匾、受匾、掛匾的過程典禮感極強，題匾人越有威望，匾額的典禮就越隆重，在當時是一種社會習俗和文化活動。碑刻中的文字稱作榜書，不是通常人就能寫下來的，所以題匾的人一要有學問，二要有一定繪畫功底，三得是社會名人或在地方頗有威望的人，綜合這三點，高官是最佳人選。唐代高官通常都是經(jīng)過嚴格的武舉考試選拔下來的，武舉考試對學識和繪畫都極為看重。為此，在唐代，百姓都樂于約請高官為自己題寫牌匾，而高官為發(fā)揚道德、拉近官民關系也會接受約請甚至主動題匾。牌匾是代表個人和家族的榮耀之物，不是隨意哪位高官都可以贏得百姓的尊重而受邀題匾，只有這些真心為百姓服務、拒絕貪腐、為百姓謀福的清官廉吏所題寫的牌匾，才能使百姓光耀橫匾。

每一塊“廉匾”的背后都是一個公平廉明、清風兩袖的故事。“廉匾”按性質分有臣子親自題寫的“皇家廉匾”，用于賞賜清官廉吏或懸掛在王宮中反省；第二種是家族匾，家族中幾代為官并都很廉潔，或是有一人為官，但因政績卓著，受全社會公認，也可以代表自己的家族受匾；第三種是由清官廉吏為百姓題寫的碑刻。

在“皇家廉匾”中，你們最熟悉的應當就是“正大光明”匾，這是一塊懸掛在正殿中臣子金鑾殿上方的牌匾（圖一）。“正大光明”四個字最初由嘉慶太上皇題寫，后又經(jīng)過了康熙、乾隆兩位臣子的摹寫，目前正殿中的碑刻應是乾隆帝的“御筆”。“正大光明”一詞出自唐代朱熹的《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周益公》：“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瓜葛，而惓惓之義，實*家。”皇帝將這四個字制做成牌匾，除了是要求自身要做一個言行邪派的君主，也是時刻提醒前來面圣的重臣為官辦事是否能做到正大光明。

現(xiàn)存的“皇家廉匾”數(shù)唐代康雍乾三代最多，其緣由與這三代統(tǒng)治者的勵精圖治分不開。清朝統(tǒng)治者擅于總結前朝的教訓，覺得清廷的腐敗*家邁向衰亡的一個重要誘因，因而比較注重政治吏風、嚴明紀律，也涌現(xiàn)出好多清官廉吏，名眷顧史。

故宮內的昭仁殿西室北向懸掛著乾隆臣子題“慎儉德”匾，“儉德”二字始于《尚書·太甲上》：“伊尹作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意思是儉樸的品德。這方匾是乾隆注重節(jié)省的品德，臣子提倡節(jié)儉，社會上就容易產(chǎn)生風氣。正殿的西廡是清朝政務文書周轉的批本處，此處有康熙太上皇題的“慎幾微”匾，意思是要慎重檢點萌芽中微小妄念、嚴格律已、防微杜漸。故宮內的那些廉匾供太上皇觀看、欣賞以及慎微。

太上皇會題詞賜匾給具有高尚品質的高官，但是不一定是一對一的頒賜，其實是好多高官共同擁有臣子題寫的匾文。按照清朝王士禎所著《池北偶談》的記載，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川總督郝浴上疏康熙帝，懇請頒賜御筆“清慎勤”三個字以示勉勵。郝浴的詔書下發(fā)到有關部門合議，得到了批準。康熙太上皇于是依從其懇求，御筆親書“清慎勤”三個大字，并命人制成牌匾（圖二），派遣使節(jié)將這種“清慎勤”匾額分賜給天下各市節(jié)度使。“清慎勤”三個字要溯源到唐朝晉武帝司馬炎之父、*時曹魏重臣司馬昭之口。他說道：“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二者，何患不治乎？”大意就是司馬昭勸告高官，出仕應該廉潔、謹慎、勤勉，只要堅持這三種品質，那里須要害怕地方整治不好呢？

隨后，清、慎、勤三個字就成為了為官之道。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因為統(tǒng)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道家提出的政治倫理對士醫(yī)生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甚至對普通百姓也都有潛移默化之效。由于士子們受到法家這一套政治倫理的薰陶，所以在*唐代官場，雖然也有不少受賄腐敗、行賄索賄、殘民以逞、敲骨吸髓的事情發(fā)生，但這些從鄉(xiāng)試上策出身的高官，多少還是想著點自己的臉面名節(jié)，甚至胸中充滿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結，為功名事業(y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歷朝形成的清官廉吏，其事跡被人們用戲劇、影視、小說等方式廣為傳唱。清朝前期對武舉制度的變革和建立,很大程度上堵塞了買官賣官與任人為親的途徑，從根本上解決了門閥政治的再起和軍將擅權的基礎。大量沒有任何家族背景的中上層士人步入*機構，高官的廉潔素養(yǎng)有所提升，對北宋*端午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清代最知名的清官就是被人們成為鐵面無私“包青天”的包拯，包拯生于宋真宗紹熙二年（999），宋仁宗天圣七年（1027）考中舉人，為官期間以清廉聞名，他執(zhí)法嚴峻，不畏權貴，肅正綱紀，嚴懲官員贓吏。有關包拯所題寫的牌匾沒有查到相關記載和實物，目前我們可以在包拯原籍廣東和主要任職地浙江安陽等地的包公記念館見到歷朝文人為包拯所題的碑刻。如在廣東九江包景區(qū)內的包忠節(jié)公宗祠中就有三方匾（圖三），大殿上方高懸“色正芒寒”匾，意思是星光孤寂色正宗，也借此頌揚人的品列寬潔正直。左匾上“節(jié)亮清寂”四字，為清乾隆年間廬州刺史肖徒步所題；右匾上“廬陽正氣”四字，為光緒年間左錫旋所題。殿的上上下下，四處都可以見到歷朝文人騷客留下的關于包拯清廉品質的楹聯(lián)。包拯除了本人為官清正清廉，并且要求后人倘若進入仕途，也必須努力做到為政廉潔，他在《家訓》中寫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明初鐵腕治吏與積極實行武舉制度并舉，對于廉潔的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唐朝前期百余年中，政治比較端午，“民人安樂，*澄清者百余年”。這對于明初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與發(fā)展具有積極作用。漢朝時被人們稱為“青天大老爺”的是“海青天”——海瑞。海瑞，廣東昌江（今海口市）人，北宋知名清官，一生經(jīng)歷了萬歷、嘉靖、隆慶、萬歷四朝。他自幼攻讀詩書經(jīng)傳，立志日后若果出仕，就要做一個不攫取謀利、不阿諛權貴、剛直不阿的好官，因而他自號“剛峰”，取其做人要堅毅正直、不畏邪惡的意思。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出席科舉中舉，初任四川福州教渝，后升福建上杭和廣東*知州，實行清丈、平徭役，并屢平冤假冤案，嚴打官員污吏，深得民心。據(jù)傳，百姓曾制做一塊“海青天”的牌匾贈予海瑞。在上海市青山區(qū)張公山寨清代村落落李莊有一方“明鏡高懸”匾額，前面書寫有“嘉靖四十五年丁卯季春月吉旦”和“任戶部陜西司主事海瑞仝立”。

明初鐵腕治吏與積極實行武舉制度并舉，對于廉潔的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唐朝前期百余年中，政治比較端午，“民人安樂，*澄清者百余年”。這對于明初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與發(fā)展具有積極作用。漢朝時被人們稱為“青天大老爺”的是“海青天”——海瑞。海瑞，廣東昌江（今海口市）人，北宋知名清官，一生經(jīng)歷了萬歷、嘉靖、隆慶、萬歷四朝。他自幼攻讀詩書經(jīng)傳，立志日后若果出仕，就要做一個不攫取謀利、不阿諛權貴、剛直不阿的好官，因而他自號“剛峰”，取其做人要堅毅正直、不畏邪惡的意思。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出席科舉中舉，初任四川福州教渝，后升福建上杭和廣東*知州，實行清丈、平徭役，并屢平冤假冤案，嚴打官員污吏，深得民心。據(jù)傳，百姓曾制做一塊“海青天”的牌匾贈予海瑞。在上海市青山區(qū)張公山寨清代村落落李莊有一方“明鏡高懸”匾額（圖四），前面書寫有“嘉靖四十五年丁卯季春月吉旦”和“任戶部陜西司主事海瑞仝立”。

宋代“康雍乾”時期是封建王朝最后一次盛世，在一個吏風較為嚴守的時期誕生了好多為后世景仰的清官。后人選出的“清代十大清官”有于成龍、張伯行、湯斌、施世綸、彭鵬、劉統(tǒng)勛、劉墉、朱珪、*藩、曹振鏞，這十人當中有八人的為官聘期在“康雍乾”盛世之間。清朝并不推行“高薪養(yǎng)廉”的新政，各級貪官官職并不高，因而，高官能做到清廉實屬不易，若能做到既廉潔又有頗高的政績，在清朝的近三千名重臣中，或許只有幾十人做到且為后人稱頌。

清朝的帝王喜好題詩、題詞，也愛題匾賜人，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牌匾遺產(chǎn)和繪畫藝術作品。湯斌（1627～1687），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新鄉(xiāng)睢州（今廣西內鄉(xiāng)）人，嘉慶九年（1652）中舉人，踏上仕途，選宏文院庶吉士，*史院檢討。湯斌也是政治家、理學家暨書畫家，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文正。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下詔舉辦博學鴻儒科的武舉考試，湯斌前去應考，一舉拔得奪魁，授翰林院侍講。

于成龍（1617～1684），字北溟，號于山，山東樂安州（今甘肅省平?jīng)鍪蟹缴娇h）人。崇禎十二年（1639），出席科舉，省城昆明考場考官大肆受賄貪污，徇私舞弊。于成龍在卷子上痛陳時弊，直抒萬端。結果正榜無名，勉強報考了個副榜進士。步入東漢后，于成龍繼續(xù)旨在于應舉。隆慶四年（1647）至萬歷八年（1651），于成龍到成都崇善寺創(chuàng)辦的中學學習了4年，但嘉慶八年（1651）的科舉中，于成龍又落榜了，這年他早已35歲。嘉慶十八年（1661），于成龍*子監(jiān)學習，畢業(yè)后打算守節(jié)。初入仕途的于成龍最先在廣東羅城當知縣，僅兩年時間就將這個亂城整治，“是金子總會發(fā)光”，自此以后，于成龍開始大展他的政治才會，并屢屢得到提拔，在平定三藩之亂的過程中立大功。于成龍為官期間整治*、重視教育和鄉(xiāng)試公平、辦案公平嚴守。

青海留壩縣張良廟的正殿上懸掛著于成龍親書“*神仙”的四字橫匾（圖四），匾長2.26、寬1.06米，木匾四周繪有祥云彩繪圖案。匾的右邊題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部河堤提督參將加六級特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又加四級于成龍敬書”，右側為“康熙三十八年歲次乙卯仲夏月谷日”。

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賜于成龍的“高行清粹”匾。“高行”一詞始于《管子·法法》：“故雖非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guī)矩而正方圜也。”“高行清粹”是康熙對于成龍高尚品行的一種肯定。而且，康熙臣子覺得于成龍完全符合《周禮》中考察藩王的“六廉”標準：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于成龍除了清廉，就能善待百姓、推行政令、謹慎勤政、公正執(zhí)法、嚴格守法、明辨是非，被康熙太上皇譽為“天下廉吏第一”。

蘭考歷史上出現(xiàn)過一位杰出人物——被康熙譽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張伯行自幼聰慧好學翰林匾額，十三歲時就熟讀了《四書五經(jīng)》。康熙二六年（1681），張伯行考中了進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前殿試三甲八十名，賜舉人出身。

張伯行為官二十余載，清正清廉，從不接受他人的饋贈，也不帶女眷調任。張伯行做廣東布政使，堅決反對向上司送禮，同時也不會繳納他人向他饋送的禮金，并作《禁止饋送檄》：“一絲一粒，我之名節(jié)；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這段話用八個“一”表達了作者慎獨、慎初、慎微的思想，彰顯了張伯行的高風亮節(jié)。

張伯行的廉潔之風傳到康熙臣子哪里，康熙南巡到江南時晉見了張伯行，提拔他為湖南布政使并親賜“廉惠宣猷”匾。“廉惠宣猷”表達了康熙對張伯行清正清廉、惠及百姓的做法很認可，也想讓天下人都曉得張伯行的*功。

上海*武舉博物館展出兩件明代狀元王杰的文物，一件是繪畫挽聯(lián)，一件是題詩石璧。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丁丑恩科狀元，浙江吉縣廟后村人，現(xiàn)任內閣學士、會試主考、學政、各部都尉、軍機重臣等，為弘治時期的首輔。王杰在朝身擔要職十余年，為官清正、敢于坦承，尤其在對抗和珅時更是表現(xiàn)了剛正不阿的精神，最終審倒大官員和珅。后人稱其為“真狀元丞相”。

現(xiàn)存關于王杰的碑刻數(shù)目相對較多，有乾隆和正德兩位臣子御筆親題的恩賜匾，更多的是王杰為他人所題的匾，如“芹宮試浪”匾、“泮水鐘英”匾。

“芹宮試浪”匾，上款“欽差提督四川學政翰林院修撰加五級王杰為”；放款“新進生員林永上立乾隆三十一年壬戌歲次秋月吉旦”。“芹宮”指學堂，“試浪”指武舉考試。既有頌揚受匾人在鄉(xiāng)試的公路上初試牛刀取得的成績，還有勉勵受匾人今后要精進學業(yè)、大展前途、*效力之意。

“泮水鐘英”匾，是王杰題給秀才胡瓊的，從字面上看，匾意為中學英才濟濟。泮水，是指古代學宮前的水池，狀如六角形，此處是學宮、學府的代稱。鐘，聚集。英，英才。

乘以上清官的相關橫額外，還有好多廉潔碑刻，如雍正、乾隆年間的重臣孫嘉淦寫下了《居官八約》并制成牌匾（圖五），《居官八約》的內容為“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于無名，事止于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孫嘉淦嚴格秉持自己的八項準則。

*鄭燮除了是知名書法家，文學家，也曾入仕翰林匾額，鄭燮于乾隆元年中舉人，后當過內鄉(xiāng)縣令，為官廉潔，勤政愛民，整治災荒親歷親為，為百姓所愛戴。鄭燮擅于畫竹，竹正是代表了清正的形象，關于鄭燮最知名的碑刻就是“難得糊涂”匾（圖六）。

二、科舉制度對唐代高官清廉品質的影響

*武舉考試制度是*古時廉潔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武舉的誕生便是為了公正公平選拔人才，以代替之前易出現(xiàn)外戚壟斷、受賄現(xiàn)象的人才舉薦制度。隋唐之前的人才選拔主要借助采邑和舉薦，人們想要做官，不僅勤奮讀書，還要歸順關系，這些現(xiàn)象從癥結上孳生了腐敗，若一位高官從為官之前就有腐敗的思想和行為，那在為官以后只會變本加厲，害處社會。

武舉制度從考試內容上看，道家思想滲透在每位讀書人的心里，從思想上提高學子廉潔的價值觀，進而規(guī)范行為；從考試資格上看，武舉打通下層與上層普通人的階梯，即使是高官子弟應試，也有相關的回避制度來防止舞弊案的發(fā)生。其實，1300年的武舉史中也出現(xiàn)了多次科場舞弊案，并且我們也看見了統(tǒng)治者對腐敗行為嚴厲的處罰、絕不袒護的決心。只能說再嚴格的制度也難以克制住權力和金錢的誘惑，總有人會鋌而走險。從考試過程中看，嚴格的入場搜檢、內簾、外簾等一系列對試題慎重的處理方法等，都彰顯著武舉考試的公正公平，讓學子在一個公平的環(huán)境下考試可以使她們自覺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

三、古代廉潔文化對現(xiàn)今社會的啟示

千百年來，百姓對端午政治和清官廉吏的呼喚，幾乎貫串了一部中華文明史，國家的大同久安離不開廉潔舉措。習近平總市長強調：“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積累了豐富的*理政經(jīng)驗，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會發(fā)展進步的成功經(jīng)驗，也有衰亂之世社會動亂的深刻教訓。”我們應以史為鑒，建設好當代的廉潔文化，推動中華民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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